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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里程碑意义

  发表日期:2016年6月10日          【录入:admin】


  学者们一致认为“四个全面”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伟大创造,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无论对推进民族复兴还是对促进人类文明,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里程碑意义。

  (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智慧的创造性升华

  有学者从“四个全面”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分析指出,“四个全面”是我党几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精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概念是2005年胡锦涛在江浙考察时首次提出,后来写进十七大报告,又被十八大再次确认;“全面深化改革”可以分解为“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出自于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提出首次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概念;“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依法治国”作为一个治国方略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之后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强调依法治国问题;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我党就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治国必须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特别指出“各级党委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把从严治党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中去”,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含义。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形成发展来看,“四个全面”思想是对党的几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创造性升华。

  (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有学者指出“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
  还有学者特别强调不能简单地用“四个全面”概括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全部。第一,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来说,“四个全面”只是众多重要讲话中的一个方面。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看,“四个全面”是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表现。“四个全面”属于治国理政的新的举措。第三,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四个全面”作为一种战略布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新的发展,这个“新”主要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总抓手

  有学者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实践形态解答了“四个全面”的时效性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第一个梦想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还要建立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虽然用什么方式表达现在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当2020年建立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后还是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继续依法治国、继续从严治党,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国家最近五年的总抓手,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格局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具长远性、前瞻性,从这个角度理解“四个全面”的指导意义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
  还有学者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举起了治国理政的总纲,开辟了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战略方向、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思路、总框架、总方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又是实践创新的重大飞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辩证法的代际继承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立足时代特征与中国实际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质上是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市场理性与人文理性、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理念、党纪与国法之间“物”的发展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深层次矛盾的妥善解决。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涉及的市场理性与人文价值追求两种本质规定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辩证法“物”的发展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的总体继承。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被赋予了两种规定性: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要求的市场理性规定性,二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所要求的人文价值规定性。作为复合概念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构想,本身蕴含着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辩证法的“物”的发展逻辑,以及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统一为重点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辩证法的“人”的发展逻辑。
  2.“全面深化改革”是对如何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矛盾体的深层次探索。
  3.“全面依法治国”是对法治理性与“社会主义理念”的良性融合。一般来说,“法”是对人性恶的限制,因此西方国家与古代中国的“法”便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建立在人的理性计算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认为,制度设计除了充满政治理性之外,还应该具备人文价值追求。这种人文价值追求,我们可以笼统理解为“社会主义理念”。 这样看来,“全面依法治国”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辩证法的代际继承;
  4.“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重塑,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遵守党纪与国法的双重要求。党纪体现了共产党人对解放并造福全人类的更高价值诉求,而国法则是对全体公民的理性计算。共产党人既应该遵守党纪,也应该遵守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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